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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的研究氛围。面对日益改善的科技条件,今天的老科学家却开始怀念和呼唤那个曾经逝去的年代。中国科技界目前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它将会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消极的影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接受了专访。

■现在,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 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

 

 

周光召,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中做出重大贡献。 


研制核武器是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

记者:说到科技创新,总会提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 “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亲历者,您认为,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周光召: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成就时,不可以忘掉这段历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那个时候,刮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中,仿佛完全不需要知识就可以炼出钢铁……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那一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了著名的《科研十四条》,恢复对科学、知识的尊重,重新凝聚起知识分子,让他们把精力放到研究中。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破坏,科研环境的恢复和科研秩序的重建工作非常艰难。聂荣臻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实验室,帮助制订实验室管理规则,他的要求细致到“要保持实验室清洁”等。

记者:中国发展核武器,除了苏联专家早期的帮助外,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独立研究。而且,当时从事两弹研制的中国科学家都非常年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光召: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繁荣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被很多人看不起。因此,研制核武器就成为科学家们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和陈毅都曾讲过,有了核武器,我们的外交工作才好做,也是这个原因。

这支队伍从组建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能为祖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软环境不好

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记者:现在,我们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借鉴“两弹一星”成功的宝贵经验,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

周光召:其实,不仅仅是核武器,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有科研工作者们这种报效国家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当然,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时候,精神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是很困难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论文,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记者:你一直强调营造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和创新的软环境,软环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周光召: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今年是半导体发明60周年,同时也是超导理论发现50周年。有一位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巴丁。巴丁很聪明,但他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会去适应社会,比如去搞地质勘探、当海军等,都很出色,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绕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而现在有的人却很脆弱,经历这样一番波折,可能就不行了。

记者:你举巴丁这个例子,给人启发。但在营造创新环境中,怎么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却是一道难题。

周光召:出现这样的问题,和我们以前的措施有关系。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例子和解决办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强调基础研究,就一切都以论文发表为标准;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研究所开门办所,到工厂中去找课题。这种跷跷板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行,恐怕要考虑平衡木式的处理方式。

[作者为《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社社长]

发表于: 2007-12-08 20:42 秋叶 阅读(610) 评论(0) 收藏 好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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