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科学”长期以来在我国都是作为 “科举之学”的略语，作为“科举仕途”的出现表示的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经世致用对于古代治国治学方式和民族心理观念的引导和培养都具有悠久传统。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结合自己的见解指导社会实践，很实在，很直接，教统治者如何治国，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儒家思想的重实用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为“重实用而轻学理”。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方法，用时髦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影响，知识分子将这种经世精神作为了自己所担负的重要责任，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但其中也蕴含着对理论思维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导致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的忽视，直接影响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力。
“科学”被近代日本学界译为英文中的“Science”，对应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就有了“知识”、“学问”的属性，具有了知识的范畴。“科学”和技术结合后的推广应用，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每次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引发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强大能量都会促使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出现新的格局和新的关系，用高新技术创建新兴产业，成为新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新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夕阳”产业，使其形成“朝阳”产业；应用高新技术建立新兴产业，使技术、应用、服务构成可循环利用的企业群体。企业转型需要新技术、新发明作为核心技术作为支撑，尽管核心技术对于新兴产业建设并非“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而原始创新的新技术、新发明的突破需要学术环境的转型。
吴大猷（1907－2000）曾做过归纳“我们有机械的发明，而从未能建立抽象的动力学原则；我们的光学有凸凹镜影之观察，而未有物理光学（光波之观念）；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我们有磁石的应用，而从未达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我们的哲学中心是伦理，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无西欧的哲学。一般言之，我们民族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也是清朝时期我们和西方接触败迹后，很易受西方物质文明的表面（机械，武备），而不知这些物质文明表面之下，还有科学的基础的原因。” 其实中华民族早就有“别同异，明是非”的逻辑思维法则，墨子作为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以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辩学体系，与希腊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形成三足并立的格局。这位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完整地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发明创造的潜质。然而学以致“用”的思维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却不尚思辨，使得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传统习惯和时代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如果“科学”仅仅作为“科举仕途”，难免会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滋生繁殖的土壤，在教学资源如此紧张和不均的当下，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对于今天的学术创新环境和教育体系，历史的惯性不能不引起警觉，正因为这种长期缺失所造成的潜移默化，今天谈转型就显得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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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6 08:17 阅读(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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