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PDM系统是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研究PDM系统实施的理论基础却源于经典的信息系统实施理论，因此本节首先回顾信息系统实施研究的经典理论。在信息系统学科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实施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之一。学术界对“实施”的定义有很多：

1．Lucas（1981）：实施是从产生想法到分析、设计、安装和运行IS的全过程[i]。

2．Ginzberg（1981）：实施开始于部署IS的想法，直到项目完成或放弃[ii]。

3．Kwon和Zumd（1987）：实施是为了推进合适的IT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所作的组织努力[iii]。

    从以上不同概念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简称IS）实施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实施过程的终点上。有的学者，例如Ginzberg将IS实施看成单纯的技术项目，用传统的项目管理的观点来定义IS的实施。因此，实施始于想法，终于项目完成，更准确的说实施在IS安装完成开始运行的时候结束。这是一种狭义的实施概念，无法体现IS实施的社会属性和对组织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Lucas（1981）的定义，将整个IS生命周期看成IS实施过程。同时，本文也认同Kwon和Zumd（1987）的观点，认为IS实施不仅是技术活动，还是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

总的说来，IS实施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因素研究（factors research）、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和政治研究（political research）12。

2.2.1因素研究

    因素研究试图确认和分析能够影响信息系统在特定环境中实施成功的重要因素，各个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素研究可能是研究某一个因素（如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对IS成功的影响，也可能研究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Kwon和Zumd（1987）曾经总结过1987年以前的因素研究，将IS成功的影响因素分为5个大类（22个因素），分别是：组织结构因素（Structural factors）；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factors）；与IS支持的工作任务有关的因素（task-热lated factors）；个人因素（individual factors）和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IS的广泛应用，IS与组织的联系更加密切，影响IS成功的因素也在发展和变化，IS实施的因素研究也不断涌现。2003年，美国学者Larsen系统综述了5种国际顶级IS期刊上所有的因素研究论文，列出影响IS成功的69个因素，并分为7个大类，除了Kwon和Zumd提出的组织结构因素、技术因素、个人因素、任务因素、环境因素之外，还加入了过程因素（process factors）和组织间因素（interorganizational factors）[iv]。几乎与此同时，Santhanam和Hartono（2003）也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总结了IS成功影响因素，并将IS成功的因素分为：组织因素（organizational factors）、管理因素（managerial factors）、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factors）和工作任务有关的因素（task-related factors）4个大类，共59个小项。Santhanam和Hartono指出，对不同类型的IS，有不同的成功影响因素；有些因素对所有类型的IS都很重要，有些则仅对某种IS重要。一般而言，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因素进行研究，只能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环境，选择少数几个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下表就是Santhanam和Hartono总结的影响因素框架。

表2.4信息系统成功影响因素（Santhanam & Hartono）[v]

2.2.2过程研究

    过程研究注重IS实施过程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将IS的实施看成“由一系列的阶段所组成的活动，IS的成功取决于各个阶段的完成情况”。过程研究一般以组织变革理论为理论基础，解释IS实施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性变革。因此过程研究与传统的IS系统生命周期理论不同，过程研究关注于社会性变化（social change），而非技术性活动（technical activities）。过程研究一般认为IS的成功需要组织内部对IS实施活动及相应变革达成广泛的承诺，而且IS实施要有周密有效的计划。

    过程研究的核心之一就是对IS实施过程的分析和描述。Kwon和Zumd就曾经从技术扩散角度提出6阶段IS实施模型，各阶段的活动和结果如下：

1．初始阶段

过程：由组织需求拉动或技术创新推动所带来的变革压力，组织主动或被动识别组织内存在的机会或问题，以及相应的IT解决方法。

结果：信息技术与组织应用之间的匹配。

2．采用阶段

过程：技术性和政治性的沟通和谈判，以保证组织支持IS的实施。

结果：为IS实施提供必要资源的决策。

3．适应阶段

过程：IS的部署、安装和维护；组织流程被重新设计和调整；培训组织成员以及使其适应IS系统和新的组织流程。

结果：IS可以在组织内使用。

4．接收阶段

过程：引导组织成员积极主动的应用IS。

结果：IS开始在组织业务中使用。

5．惯例化阶段

过程：调整组织管理系统（激励系统等），鼓励对IS的使用成为惯常习惯。

结果：IS应用成为组织的日常活动，没有特殊之处。

6．融入阶段

过程：以更有效率、更加集成化的方式应用IS，使IS支持更高层次的组织活动，并以此提高组织效率。

结果：IS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的IS实施每个阶段不一定区分的非常明确，有些阶段可能重叠或同时发生，而有些阶段可能被省略。

2.2.3政治研究

    政治研究注重IS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行为。政治研究认为IS实施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各个利益群体在IS实施的过程中将采取行动以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这些行动对IS的实施成功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IS的成功取决于对这些行动的有效识别和管理，尤其是对抵制行为的管理。因此政治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组织成员（部门）在IS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尤其是抵制行为，然后针对抵制行为提出管理策略和方法。

    政治研究的核心理论源自对信息技术抵制行为的研究。根据Markus的观点，抵制是试图阻止信息系统实施和使用的行为，或者说是试图阻止系统设计者和实施者达到目的的行为[vi]。很多学者都提出：对变革的抵制是人们对感知威胁的自然反应，抵制行为在信息系统实施项目中是不可避免的。1981年，Kling提出了抵制IS实施的三种经典理论[vii]：人为导向论（people-oriented theory），系统导向论（system-oriented theory）和人-系统交互论（interaction theory）。

    1．人为导向论认为对IS实施的抵制是由员工自身的特性引起的，例如员工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及态度等，而与系统特性无关。因此，如果员工抵制某种IS的实施，那么他们同样也会抵制其他类型的IS的实施，或者是任何其它可能引起组织变革的新概念、新技术。

    2．系统导向论：认为对系统实施的抵制是由信息系统的技术特性决定的。例如，系统功能的    不完善、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等等。因此，如果其它情况相同，人们往往抵制设计不当和有缺陷的系统。

    3．人-系统交互论：认为抵制是由信息系统和员工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中，IS的实施有不同的组织和社会意义；不同的员工对IS实施将带来的影响的判断也是不同的。员工抵制IS实施的真正原因，是IS的实施会引起组织中角色、责任、权利关系的变化，进而使员工感觉到其个人（或部门）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即便是技术上十分完善的系统，也会遭到利益丧失者的抵制；而即使系统存在缺陷，员工也不会抵制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信息系统。